谈杨德昌导演的人无数，不到30岁就认识杨德昌的散文家舒国治，做为朋友的忆友私情，近日以《忆杨德昌》一书回视杨德昌的性格、创作习惯，以及这40年台湾电影、艺文风情，成为时代的一页缩影。
1981年便认识甫自美国回台的杨德昌，而今近70岁的舒国治，在杨德昌离世16年后才为文追忆，他自言「若是五、六十岁以前，我断不会想到写他。也不会写他电影的影评；乃我一直当作是他朋友的身份来看他的电影」而今许多的过往小事，总觉得自己若不写，太多小事终将湮没。
舒国治1990年底，曾近距离参观了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的拍摄过程，与杨德昌的交谊愈发深刻。舒国治认为两人刚好是算熟又不那么贴近的距离，多年后回视也许更有一种清透。
舒国治忆杨德昌是在看了荷索的拍片方式后，一股「我也想放弃我原本的工作与生活、而索性投身电影吧」的心念萌芽，杨德昌曾採访过荷索，大概是那种「人生之无边封闭孤独」的心境打动了同样孤独的杨德昌，「所以，他说什么也要丢开前半辈子那一套，而去追求那道光—电影」。
杨德昌是如何找故事的？舒国治观察他儿童少年时的台湾，有着老台湾当年日本风，又有民国半文不文的警备人员唱《红豆词》的老中国朽气腐意，正是杨德昌最善着墨的时代，「他有一种依稀看到民国以来中国人的种种不如人，或台湾社会的处处是缺失的那种眼光」。
